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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江东学者，流寓士人明显更受孙权重视。表面上看，这与江南、江北的学术风尚有关；背后反映的，却是淮泗人与江东人对统治者的态度差异。

东汉末期，大量北方士人流寓江东，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政务才干，在军事、政治、文化等层面为孙吴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关于士人流徙与南北文化传播问题，唐长孺、葛剑雄、曹道衡、王永平等学者均做出过精辟论述，对本文立论深有启发。

梳理《吴书》及相关史料时，我注意到孙吴政权中存在的一个特殊现象，即流寓士人在学术、文化方面存在垄断现象。

人所共知，孙策兄弟建立的江东政权，是以淮泗集团（即江北地主）为核心支柱，其性质与统治西川的荆楚集团高度相似。

所不同者，在于孙氏后来完成了统治集团的江东化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与扬州豪族的妥协与合作，蜀汉政权则未能与益州大族合流。

以周瑜、鲁肃、张昭、张纮为代表的淮泗文武，一度垄断了孙吴的军政大权；与此同时，流寓士人也垄断了东吴的文化机构，他们不仅充当孙策兄弟的御用文人，也大量出仕于东吴的学府与公族的幕府之中。

这一点十分值得注意。因为吴郡四姓与会稽四姓，大多具备传家经学，其中不乏优秀学者，但无论是虞翻、陆绩，还是张温、暨艳，虽然出仕孙吴，但对孙氏公族的学术文化影响十分有限。在孙氏子弟的幕府当中，罕见江东学者的身影。

孙氏在教育层面所倚重者，主要是江北的流寓士人，可知在文化层面上排斥江东子弟。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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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士人对江东的文化影响

中古时代的学术文化传播，主要借助士人的流动来实现。在治世与乱世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

和平时代，文化传播的途径，或者是中央王朝派遣学官到地方传道；或者是文化落后地区的士人到文化发达的地区游学。

战乱时代，文化传播的途径，主要表现在文化先进地区的士人、向文化落后地区进行被动迁移。这一点在汉末乱世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
注：文化传播的路径差异，见王永平《侨寓士人代表的文化修养及其兴学传教》。

汉末丧乱，导致大量的中原士人逃往边地，辽东的公孙度，交州的士燮，荆州的刘表，益州的刘焉，均吸纳了大量的中原学者；江东地区同样如此。

天下大乱，（管宁）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，遂与（邴）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。（公孙）度虚馆以候之。--《魏书 管宁传》

（荆）州界群寇既尽，（刘）表乃开学立官，博求儒士。--《英雄记》

（士）燮体器宽厚，谦虚下士，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。--《吴书 士燮传》

刘表招徕学者，开立官学

从可见的史料记载看，豫章太守华歆（籍贯青州平原）、会稽太守王朗（籍贯徐州东海）、扬州刺史刘繇（籍贯青州东莱）等外州出身的地方牧守，本身就是著名学者，他们在任官期间又大量招徕江北旧人，在扬州形成了一个个小型文化圈。

华歆北返时，“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”，可谓壮观。

（孙）权悦，乃遣（华）歆。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，赠遗数百金。--《魏书 华歆传》

除了汉廷任免的牧守之外，还有大量流寓学者，投效于孙氏幕府。

比如彭城的张昭、严畯；广陵的张纮、秦松、陈端、卫旌；临淮的步骘、鲁肃；琅琊的诸葛瑾等人，均是彼时大儒。张昭、张纮有传家经学，诸葛瑾等人亦曾游学京师，他们为北国学风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张昭字子布，彭城人也。少好学，善隶书，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，博览众书。--《吴书 张昭传》

严畯字曼才，彭城人也。少耽学，善诗、书、三礼，又好说文。避乱江东，与诸葛瑾、步骘齐名友善。--《吴书 严畯传》

（诸葛）瑾少游京师，治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，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。

经学，即儒教经典学说。今文经与谶纬等“内学”联系紧密，讲究天人感应，往往将人事变动、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；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，与谶纬联系较少。

注：谶即预言，纬即对儒教经典的附会。东汉光武帝迷信谶纬，称之为内学。

今文经盛行于西汉，东汉时代逐渐式微，地位被古文经取代，直到汉末马融、郑玄等人“兼采今古”，二者之争才渐告平息。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，即将被玄学所替代。

与中原不同，江东地区的学术风气，偏重于今文经学。唐长孺等人通过对虞翻（会稽四姓）、陆绩（吴郡四姓）等家传经学的分析，认为“江南流行的都是今文学说，与时代学风相背驰”。

注：江北与江南的学风差异，见唐长孺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，王永平《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》。

淮泗学者以及流寓士人的学风，与江东地区呈现出相异的特点。

这些流寓士人大多有过在洛阳或中原地区游学的经历，张昭、严畯、诸葛瑾等人皆治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，有较强的古文经学色彩；程秉、薛综师从郑玄；混通今古，张纮精通今文经，但私下研修《左传》，也属于今古兼杂的学者。

薛综字敬文，沛郡竹邑人也。少依族人避地交州，从刘熙学。--《吴书 薛综传》

（张）紘入太学，事博士韩宗，治《京氏易》、《欧阳尚书》，又于外黄从濮阳闓受《韩诗》及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程秉字德枢，汝南南顿人也。逮事郑玄，后避乱交州，与刘熙考论大义，遂博通五经。--《吴书 程秉传》

诸葛瑾治古文经

由此可知，流寓士人大多治古文经或博采众家；江东豪族则倾向于已经日薄西山的今文经。因此在文化层面上，江南学者难免受到江北学者的压制。

江北与江南的学术风气异同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流寓士人垄断东吴文化的现象。

公族学术幕僚的出身问题

孙权执政期间，曾为公族子弟选择名师授业，大量学者因此出入孙氏诸子的府邸，并逐渐形成学术政治团体。

需要特别注意，出任公族学官与僚属的人士，绝少有江东子弟，几乎全部是流寓士人。这在江东子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的历史背景下，显得极为反常，不能不引起注意。

以下分别罗列相关记载，以供参考。

（1）孙登幕府

孙登是孙权长子，也是东吴的首任太子。

孙权对孙登的栽培不遗余力，以陆逊为核心辅弼，同时挑选了徵崇、薛综、程秉等学者为太子太傅或少傅，又以诸葛恪、张休、顾谭、陈表为侍从，太子幕府繁荣当时。

（孙）权称尊号，立（孙登）为皇太子，以（诸葛）恪为左辅，（张）休右弼，（顾）谭为辅正，（陈）表为翼正都尉。--《吴书 孙登传》

陆逊是孙策女婿，也是江东地区率先与孙权合作的土著代表，因此得到宠信，属于特例。至于孙登幕府的其余僚属，则少有江东子弟。

徵崇是司隶河南人，精通《易》与《左氏春秋》，同时研习内学，属于今古兼杂的人物。

（徵）崇字子和，治《易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兼善内术。。--《吴录》

程秉是司隶河南人，受业于郑玄。郑玄“博采古今”，与邴原齐名，号称“邴郑之学”，属于当时儒宗。

（程）秉为（孙登）傅时，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。--《吴书 程秉传》

薛综是豫州沛国人，昔日在交州受学于刘熙（见前文引注），刘熙是郑玄的弟子，薛综的学术风气也可想而知。

至于“太子四友”当中，诸葛恪出身徐州琅琊，张休出身徐州彭城，陈表出身扬州庐江，三人均是淮泗集团成员，也均是二代子弟。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，张休是张昭之子，陈表是陈武之子，可以视作青年贵戚集团。

以（诸葛）恪为左辅，（张）休右弼，（顾）谭为辅正，（陈）表为翼正都尉，是为四友。--《吴书 孙登传》

“四友”当中的特例是顾谭，他出身吴四姓，是丞相顾雍之孙。然而顾雍性情和顺，被孙权所信重，誉为“至德忠贤，辅国以礼”，属于扬州门阀的特例。

故丞相（顾）雍，至德忠贤，辅国以礼。--《吴书 顾雍传》

诸葛恪、张休、陈表、顾谭为太子四友

在孙登幕府中，还有谢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衜、胡综等人为宾客。

谢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衟等皆为（孙登）宾客。--《吴书 孙登传》

其中范慎出身徐州广陵、羊衜与谢景出身荆州南阳，胡综出身豫州汝南，皆为流寓士人。只有刁玄出身扬州丹阳，是太子幕府中罕见的江东子弟。

（2）孙和幕府

孙和是孙登临死时举荐的继任皇太子，基本全盘继承了孙登的政治势力。

除上文提到的诸多幕僚之外，孙和幕府还有阚泽、蔡颖、张纯、封俌、严维等学者，被称作“从容侍从。”

赤乌五年，（孙和）立为太子，时年十九。阚泽为太傅，薛综为少傅，而蔡颖、张纯、封俌、严维等皆从容侍从。--《吴书 孙和传》

孙和太傅阚泽是扬州会稽人，但他“家世农夫，居贫无资”，依靠替人抄书，“以供纸笔”。

（阚泽）家世农夫，至泽好学，居贫无资，常为人佣书，以供纸笔。--《吴书 阚泽传》

可知阚泽族望较低，与吴郡四姓（朱张顾陆）、会稽四姓（虞魏孔谢）等门阀之家大大不同。

或许是因为政治能量不大，因此阚泽受到的猜忌也较小。举例而论，孙权处理吕壹案时，一度与朝臣闹僵，阚泽则充当了中间人。

吕壹奸罪发闻，有司穷治，奏以大辟，或以为宜加焚裂，用彰元恶。（孙）权以访（阚）泽，泽曰：“盛明之世，不宜复有此刑。”权从之。--《吴书 阚泽转》

剩余诸人中，薛综出身豫州沛国，张纯出身扬州吴郡，其余人物籍贯不详。从孙和“好学下士，甚见称述”的记载，以及他的儒家化倾向来看，江东子弟对孙和的影响无疑强于孙登。

孙权对于公族子弟的江东化色彩十分反感，他认为儒家化的君主，容易被大族架空。这也侧面解释了孙和被废的原因。

（孙权曰）一尔已往，群下争利，主幼不御，其为败也焉得久乎？所以知其然者，自古至今，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，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！--《吴书 诸葛瑾传》

（3）孙休幕府

孙休是东吴第三任皇帝，“锐意典籍，博览群书”。他在做皇子时，“从中书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学”。

孙休字子烈，权第六子。年十三，从中书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学。--《吴书 孙休传》

其中射慈是徐州彭城人，被称作“硕儒”，盛冲籍贯未详。

射慈字孝宗，彭城人，吴中书侍郎、齐王傅，著《礼记音》一卷。--《经典释文 序录》

以时代背景而论，江东地区不乏名儒，但孙权却刻意选择流寓学者充当皇子与公族的宾友，这确实十分反常，似乎孙权在有意限制江东人士对孙氏子弟的文化影响。

其实孙吴公族师从淮泗学者，存在深远的历史背景。昔日宗室孙瑜，起兵之初，“诸将宾客皆江西人”，江西即江北，指淮泗地区。

（孙）瑜字仲异，以恭义校尉始领兵众。是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。--《吴书 孙瑜传》

孙瑜出任丹阳太守时，兴办官学，以马普为儒宗，“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赴其受学”。马普是兖州济阴人，属于流寓学者。

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，（孙）瑜厚礼之，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，遂立学官，临飨讲肄。--《吴书 孙瑜传》

宗室孙奂出任江夏太守时，亦“爱乐儒生，兴办官学”，仕进朝廷者数十人。

（孙）奂亦爱乐儒生，复命部曲子弟就业，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。--《吴书 孙奂传》

虽然史书没有记载孙奂官学的人员籍贯，不过从他“命部曲子弟就业”的描述来看，很大概率依然是以流寓士人为主导。前文已述，孙氏部曲多江北人，因此选择江北学者充当教师，更加合乎逻辑。

孙吴宗室开设官学，临飨讲肄

综上所述，在孙吴宫廷以及公族幕府中，占据文化垄断地位的，实际是以淮泗士人为主体的流寓士人，罕见江东学者。

孙氏父子对江东学者的敌视态度

富春孙氏族望较低，文化素养有限，孙坚与孙策更是近乎文盲。由于文化问题，孙氏父子早年曾与江东学者有过牴牾，这可能是造成孙权排斥江东学者的原因之一。

孙氏家族务农为业，孙坚之父（一作祖父）孙钟“种瓜自给”，社会地位不高。因此孙权追祖庙时，仅限于武烈庙（孙坚庙）与桓王庙（孙策庙），再往上则不见祭祀——可知孙钟的瓜农身份，无疑令孙权感到难堪。

（孙）坚父名（孙）钟，因施瓜供异人而获吉地。--《异苑》

孙权不立七庙，以父（孙）坚尝为长沙太守，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。--《宋书 礼志》

孙坚的文化素养较低，自诩“太守无文德，以征伐为功”，而且因为草莽出身，多次受辱。比如荆州刺史王叡便“言语轻之”。

主簿进谏，（孙）坚答曰：“太守无文德，以征伐为功。”--《吴录》

（王）叡先与（孙）坚共击零、桂贼，以（孙）坚武官，言颇轻之。--《吴录》

孙策的文化水平也十分有限，他粗通《左传》，但在名儒高岱的衬托下，自惭形秽，竟杀人泄愤，自卑心理暴露无遗。

（孙策）闻其善《左传》，乃自玩读，欲与论讲……策果怒，以为（高岱）轻己，乃囚之……策恶其收众心，遂杀之。--《吴录》

孙策效力于袁术时，曾与汉廷使者马日磾交谈，结果受到对方嘲弄，马日磾称“东方人（指江东人）学问不博”。

孙策虽然心中恼怒，却无力反击，只得求助于虞翻，希望借虞翻的辩才，来“折辱中原妄语之人”。

（孙策）谓（虞）翻曰：“孤昔再至寿春，见马日磾，及与中州士大夫会，语我东方人多才耳，但恨学问不博，语议之间，有所不及耳……故前欲令卿一诣许（县），交见朝士，以折中国（指中原）妄语儿。”—韦曜《吴书》

孙权粗通经传，自诩读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，实际文化水平并不太高，被曹丕嘲弄为“吴王颇知学否”。东吴使者对此无力辩白，只能惭愧地遮掩为“我江东自有国情，吴王志存经略，不像儒生般寻章摘句”，实际是变相承认了孙权学问有限。

魏文帝善之，嘲（赵）咨曰：“吴王颇知学乎？”咨曰：“……（吴王）志存经略，虽有余间，博览书传，历史籍，采奇异，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”--韦曜《吴书》

曹丕嘲赵咨：“吴王颇知学乎？”

在此背景下，孙氏兄弟受限于文化素养，对江东名儒天然存在抵触情绪。孙策杀害高岱，虽然借口“高岱诳惑众人”，根本原因，还是因为孙策的自卑心理作祟。

虞翻、陆绩的事迹，可以较充分地反映出孙氏的自卑心理，以及他们对江东名儒的敌视态度。

陆绩是陆逊族叔，“容貌雄壮，博学多识，星历算数无不该览”，属于江东地区的一流学者。

（陆）绩容貌雄壮，博学多识，星历算数无不该览。--《吴书 陆绩传》

但是陆绩出身吴郡四姓（顾陆朱张），其生父陆康又死于孙策之手，因此受到孙权猜忌。

孙权假意授予陆绩“奏曹掾”，又借口其出言不逊，将其贬至交州。名为太守，实是流放，陆绩郁郁而终，年仅三十二。陈寿对此十分惋惜，称孙权此举，无异于“贼害大贤”。

陆绩之于扬玄，是仲尼（即孔子）之左丘明，老聃之严周（即庄周）矣；（陆绩）以瑚琏之器，而作守南越，不亦贼夫人欤！--《吴书 陆绩传》赞语

虞翻出身会稽四姓（虞魏孔谢），曾是孙策的心腹僚属，但虞翻与孙权关系不睦，“犯颜谏争，性不协俗，多见谤毁”。

（孙）权既为吴王，欢宴之末，自起行酒，（虞）翻伏地阳醉（装醉），不持。权去，翻起坐。权于是大怒，手剑欲击之。--《吴书 虞翻传》

虞翻“少好学”，家传《孟氏易》，也属于江东地区的一流学者，最终遭到孙权流放，居交州十余年，客死异乡。

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（虞）光，少治《孟氏易》，曾祖父故平舆令（虞）成，缵述其业，至臣祖父（虞）凤为之最密。--《翻别传》

（孙）权积怒非一，遂徙（虞）翻交州。在南十馀年，年七十卒。归葬旧墓，妻子得还。--《吴书 虞翻传》

虞翻性格刚戾，多次使孙权难堪，因此被孙权称作“江东之孔融”。

（孙）权曰：“曹孟德尚杀孔文举，孤于虞翻何有哉！”--《吴书 虞翻传》

此处的孔融并非褒义，诸葛亮亦曾把来敏比作孔融，称“来敏乱群”。所谓乱群，即干预朝政，蛊惑人心。

诸葛孔明云：“来敏乱群，过于孔文举。”--《宋书 王微传》

由此可见，对待精于学术的江东士大夫，孙策“动辄打杀”，孙权则“性不能堪”。除非这些儒学士大夫出身卑贱（如阚泽），或者知晓时务，主动与孙氏合作（如陆逊、顾雍），孙氏才能够勉强容忍。

即使如此，在拟定朝仪，撰写文书、教育公族子弟等重要环节，孙权依然更加倚重江北士人。

举例而言，孙权利用张昭（徐州彭城）、孙邵（青州北海）、滕胤（青州北海）、郑札（豫州沛国）等人修订朝廷典制。

（郑）胄字敬先，沛国人。父（郑）札，才学博达，（孙）权为骠骑将军，以（郑）札为从事中郎，与张昭、孙邵共定朝仪。--《文士传》

滕胄（青州北海）、是仪（青州北海）、薛综（豫州沛国）等人“善属文”，也多次参与文书拟定工作。

（滕）胄善属文，（孙）权待以宾礼，军国书疏，常令损益润色。--《吴书 滕胤传》

孙权承摄大业，优文征（是）仪。到见亲任，专典机密。--《吴书 是仪传》

外交方面，张昭（徐州彭城）、张纮（徐州广陵）则充当了主要的书记官。

（孙权）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，与四方交结，常令（张）纮与张昭草创撰作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张纮出身淮泗，党附孙氏兄弟，因此往往对文书加以润色，回护孙权的颜面。张纮曾撰文歌颂孙氏功业，书稿既成，孙权激动落泪，称“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”。

（张）纮以破虏（指孙坚）有破走董卓、扶持汉室之勋；讨逆（指孙策）平定江外，建立大业，宜有纪颂以昭公义。（文书）既成，呈（孙）权，权省读悲感，曰：“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！--韦曜《吴书》

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

实际富春孙氏“种瓜自给”，处在彼时的社会底层，有何“家门阀阅”可言？可知此处无疑是张纮文过饰非，取悦主上。

张纮的文书内容虽然史籍无载，但大抵思路，无外乎“孙坚世仕州郡”一类的谄媚之辞，旨在抬高孙氏的门第族望。

（孙）坚世仕吴，家于富春，葬于城东。冢上数有光怪，云气五色，上属于天，曼延数里。--韦曜《吴书》

侧面也可以看出，相比于利用文化优势折辱孙氏父子的江东门阀，流寓士人更懂得维护孙权的尊严。

小结

江东地区门阀众多，亦不乏传家经学，但江东学者能够出仕孙吴政权者，却少之又少，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

由于江东子弟在孙权执政中后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，因此他们在学术文化层面受到的排斥，便不能不加以留意。

江南与江北地区的学术差异，固然存在；但江东子弟受到排挤，恐怕主要是由于他们倚仗文化素养，轻慢孙氏家族，给孙权带来了极坏的印象。

同时，富春孙氏文化较低，因此对乡里宿儒，天然存在自卑心理。

不仅是孙坚、孙策与孙权动辄迫害儒士，东吴末帝孙皓，也因为“性忌胜己”而诛杀了“谈论每出其表”的学者张尚。可见孙吴君主的妒忌与自卑，是一以贯之的。

（孙）晧性忌胜己，而（张）尚谈论每出其表，积以致恨。--《吴纪》

孙权“性多嫌忌，果于杀戮”，自尊心极强。称帝后不肯郊祀，理由竟是“郊祀当于土中（指洛阳），今非其所”。他晚年甚至准备“亲征辽东”，欲“截鼠子之头，投之海中”，近乎病态。

（孙）权怒曰：“朕年六十，世事难易，靡所不尝，近为鼠子（指公孙渊）所前却，令人气涌如山。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，无颜复临万国！”--《江表传》

在此背景下，陆绩、虞翻这类不愿意与孙氏合作的文人，自然成为首要打击对象。这也能解释，为什么孙权看到张纮撰写的润色文书，会激动悲感，语无伦次，因为张纮确实维护了孙权脆弱的自尊心。

因此，无论是制定朝仪，典校文书，还是出任公族子弟的宾友幕客，孙权必然更加倾向于流寓士人。理由也显而易见，流寓士人背井离乡，无所依靠，对孙氏家族的依附性自然更强。

在江东政权的文化格局中，明线是“今文经”与“古文经”的学风差异；暗线则是“江北士人”与“江东门阀”对统治者家族的依附性差异。注意到这些信息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东吴政权中流寓士人的文化垄断现象。